無需多廢話,去片~~

大話精逐個捉
做為一個紅歌星,做為一個年輕人,他說這些話是不足為奇的。但是,由他這樣的人物,這種言論來領導學生運動就有很大的破壞性。
侯德健講求「個人」和「自我」,在一個比較傳統的經濟還在發展中的亞洲國家,對個人是有一定的限制。個人是家族、村鎮、生產單位,和國家的成員,個人不可能存在於這些基本組成單位之外的。這沒有好或者不好的價值,而是歷史、文化的發展和以一定物質基礎出發的。
今天,在美國,極端個人主義已經給社會帶來了很大的破壞性,在教育界和政界都有大批文章、書籍來批判個人主義,Hillary Clinton 最近出了一本書It Take a Village 就代表了克林頓總統競選的理論基礎,七○年代的反叛和八○年的「Meism」個人中心的主義已經得到普遍的否定。「自由主義」已經被草根性的宗教運動判了死刑。美國有識之士公認只有強調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對家庭的責任感才能根本的解決美國的問題。
然而,這個已被美國人唾棄的極端個人主義卻在中國找到了市場,西方媒體用年輕人的反叛心理,推崇這種把「自我」和「絕大多數人」對立起來,只要追求「個人」表現「個人」快樂就可以了。
但是在人口眾多,物質基礎還比較薄弱的中國怎麼可能滿足所有的「個人」快樂?如果不把個人放在歷史和具體社會來了解,一味追求個人絕對自由,是很容易造成很大的害處的。
馬克思說過一句名語「Freedom is the Recognition of Necessary 」只有認識和掌握到對自由和必然限制才能超越這些限制而爭取更大的、實質性的自由。
引用:
趙紫陽幕僚嚴家其「五一七」宣言
五月十六日下午,趙紫陽與戈巴契夫會談時表示,遇到重大問題,還需要鄧小平掌舵。
此話一出,第二天就被嚴家其、包遵信寫入《大陸知識份子「五一七」宣言》中。他們把趙紫陽的原話改為“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佈,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
然後再引申為“沒有這個獨裁者說話,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把學生反「四二六社論」的情緒扭轉過來向鄧小平發洩。
《五一七宣言》破天荒地公開提出:“清王朝已滅亡了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
三天后的五月二十日,又是這幾個人,嚴家其、蘇曉康、包遵信、王軍濤、陳小平等發表《我們知識份子的誓言》,宣誓:“決不向八十年代中國的末代皇帝稱臣”。 《五一七宣言》和《五二零誓言》一出,就把原來以“反官倒”為名的學潮方向扭轉過來,直接針對鄧小平。
引用:
王丹當時說中國的民主需要長期鬥爭,不是一天兩天能成功的,王丹當時還說過「這次運動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反官倒和反貪污口號已經深入人心,政府在新聞控制上也有所開放。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不但會有學生流血的危險,而且會葬送這次運動的已經得到的成果。」王丹的這些非常正確的觀點被柴玲,吾爾開希,李錄批判為右傾投降主義。在政府答應了學生的要對官倒和貪污進行調查的要求後,學生們繼續占領天安門廣場,就顯得理由不足。
香港支聯會眼見北京學生運動越出了它的操縱,就派特派員緊急飛北京。他與柴玲,吾爾開希,李錄等秘密會談,作了一場醜惡的交易。
首先,由柴玲發難,猛烈攻擊王丹是右傾分子,投降主義。經過高自聯常委會的緊急會議,推翻了原定於5月30日全體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的決定,同時撤除了王丹的職,由柴玲重新擔任高自聯總指揮。
另一個敏感的問題是:他們當初准備往那裡逃跑呢?有一個高自聯常委的話漏了天機:他罵道「香港支聯會真不是東西,是支持我們,現在捅了漏子,就不管我們了。」在5月20日和5月21日這兩天裡,有些高自聯頭頭要求港支聯協助他們逃亡美國,但是港支聯不肯答應。為什麼不肯答應?港支聯說,僅僅戒嚴令還不足以說明你們有危險。換句話說,還沒死人呢!鑒於柴玲的逃跑,她被撤除高自聯總指揮的職務,由王丹任總指揮。
http://hk.youtube.com/watch?v=WNpf_-9joUQ